我的家人正在挨饿。我的邻居正在死去。我被迫分享这些不公，因为它们必须停止。
2025年5月15日，我和妻子玛拉姆在纽约州锡拉丘兹的家中，通过视频电话连线了她在贝特拉希亚的家人。贝特拉希亚是我们都自小长大的加沙北部城市。屏幕那头，他们正在吃一顿简单的白米饭。“这是我们几个星期以来唯一能吃到的食物，”她的父亲，我称他为贾利尔叔叔，声音疲惫。在寻常光景下，等量的米饭足够两个人享用，然而，长达75天的时间里，以色列一直不允许任何粮食卡车进入加沙。这顿饭，仅仅是为了维系玛拉姆的父母以及四个成年兄弟姐妹的生命。我注意到旁边放着几个空盘子和一个碗。“里面什么也没有，”贾利勒叔叔说，“我们一边嚼着米饭，一边想象里面有沙拉、鸡肉和泡菜。”
在过去的十九个月里，本已糟糕透顶的局势却屡屡恶化。那天深夜，一位亲戚打来电话，告诉我加沙北部的爆炸声听起来仿佛世界末日。亲戚们听到尖叫声，紧接着是连串的爆炸。与此同时，我的朋友萨比尔自2023年10月以来一直在加沙南部避难，由于手机充电，他错过了大约十个来电。“我感到恐慌，”他告诉我，那种感觉我深有体会，每次亲戚从加沙打来电话，我都会被同样的焦虑攫住。萨比尔回电后，得知他家遭遇空袭，他四岁的侄子和五岁的侄女不幸丧生。（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对此袭击并不知情。当被问及我亲戚邻居家被炸的情况时，发言人称，以色列国防军对“恐怖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但对后续的轰炸一无所知。）
据加沙卫生官员统计，5月15日的最终死亡人数为143人，而自10月7日以来的死亡总人数已超过5万3千。我通常通过亲人受影响的程度来衡量暴力事件的严重性。这一次，我的一位前同事和一位朋友的父亲也在这场浩劫中遇难。许多家庭，包括我的一些亲戚，被迫向南逃亡。
大约一周后，以色列终于允许大约100辆救援卡车进入加沙。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X平台声称，自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已向加沙派送了9万2千辆救援卡车。然而，绝大部分援助实际上来自国际社会，而非以色列。即便内塔尼亚胡的数据准确无误，每天的援助卡车数量也不足200辆——这远低于人道主义组织所称的，加沙饥民维持生计所需的最低数量。回溯至10月7日之前，每天有数百辆卡车源源不断地将各类物资运入加沙。自那以后，加沙的大部分牲畜被宰杀殆尽，大片农田遭到破坏或彻底摧毁。
随后，由私人安保承包商运营、得到美国和以色列支持的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GHF）开始在加沙南部和中部分发食物。由于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选择绕过其他援助组织，直接与以色列军方协调行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诸多国际社会成员都对此予以谴责并。此前，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在CNN节目中曾反问道：“如果你们真的关心人民的温饱，为何需要关心用什么样的卡车运送食物呢？”我不禁自问，如果大使和以色列果真关心人民的温饱，那么以色列又为何要在一开始就阻挠援助进入？而今，加沙北部的人们被迫在死亡的威胁下，奔向那遥不可及的食物。
当我与玛拉姆再次给家人打电话时，又听到了更多令人沮丧的消息。我们家仅靠上次停火（2025年1月）期间剩余的面粉和白米维持生计。有时他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我姐姐阿雅告诉我，面粉已经腐烂变质，以至于她做面包时不得不戴着口罩。然而，那面包的味道却比气味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我一个姐姐的丈夫告诉我，两个侄子阿卜杜拉和穆斯塔法最近和他们的朋友法迪一起出发前往贝特拉希亚。此前，以色列已向加沙北部大部分地区发布了撤离命令。我姐夫说，24岁的阿卜杜拉正在自家后院采摘薄荷和西葫芦，一架以色列四轴飞行器投下炸弹，瞬间夺走了他的生命。16岁的法迪也因另一枚炸弹而丧生。21岁的穆斯塔法之所以能幸存下来，讲述他的经历，是因为他去了邻居家，在那里，第三枚炸弹的爆炸震晕了他，几乎炸断了他的腿。醒来后，他挣扎着从废墟中爬出来，爬到了泰伊布婚礼大厅——那正是我11年前举行婚礼的地方。最终，旁观者把他送到了希法医院。（以色列国防军再次声称，他们那天摧毁了“恐怖基础设施”。）
当我们通过视频电话联系到玛拉姆的母亲，我称她为伊曼阿姨时，她看起来疲惫而消瘦。她现在身处加沙城，和玛拉姆的兄弟姐妹们住在街边的帐篷里。背景中传来阵阵挖掘声。“你贾利尔叔叔正在敲沥青，”她告诉我们。当她解释原因时，我大吃一惊：他们正在烧沥青来做饭。“我们的木柴和纸都用完了，”伊曼阿姨说，“沥青里含有石油。”她的皮肤因高温和煤烟而显得黝黑。
很快，巴勒斯坦人开始在加沙地带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会（GHF）的援助分发点附近惨遭杀害。5月27日，数千名饥民冲进位于加沙南部与埃及接壤边境拉法附近的一个援助点，迫使GHF工作人员撤离。驻扎在附近的以色列士兵和坦克随即开火。几天后，即6月1日，我的邻居萨利姆·甘杜尔告诉我，他再次亲眼目睹了以色列军队向求助者开火，这次是在内扎里姆走廊的另一个援助点。“看起来整个加沙都陷入了困境”他告诉我，“死亡离我们很近，因为我们周围炮火猛烈，以色列士兵也开火。”他说，那天没有一点人领到食物。
事后的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我看到一段视频，里面是另一位邻居，35岁的五个孩子的父亲，名叫·萨利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在视频中，他描述了6月1日早上，以色列军队也在拉法难民营附近枪击了求助者。“如果我帐篷里还有食物，我绝不会去拉法，”他说，“但我有两个孩子，都是在战争期间出生的。”我打电话到医院时，他告诉我，他脚部被枪伤，正在康复中。
一位24岁的法律系学生（他要求我不要透露他的全名）在社会化媒体上给我写信，说他目睹了拉法的枪声。“枪声不止从几个方向传来，”他后来在电线点就到了分发点——但为时已晚，未能得到任何援助。他说，枪声响起时，人群拥挤不堪，并非所有人都能趴下，许多人上身中弹。然而，他的一些加沙同胞却绝望至极，他们依然试图冲向分发中心，只为寻找一丝食物。
过去两周，加沙当局和医务人员报告称，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GHF）的站点被杀害，另有多人受伤。该基金会发言人对5月27日事件的报道方式提出异议，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细节。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表示，“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在营地外区域鸣枪示警”。关于6月1日的事件，以色列国防军告诉《纽约客》，“他们没在平民靠近或进入人道主义分发点时向他们开枪”，但补充说，在大约1公里外，“他们向几名朝部队靠近的嫌疑人鸣枪示警”。发言人没有具体说明这指的是拉法赫的分发点还是内扎里姆走廊的分发点。
当我阅读新闻，看到那些求助者被杀害的视频时，我不禁回想起一些以色列领导人对加沙未来的看法。2024年11月，准将伊齐克·科恩曾公开表示，他的部队不会向加沙最北部地区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因为据他所说，该地区已无那么多人了。“没有人会回到北部地区，”科恩言之凿凿。（以色列国防军后来否认了他的言论，但却任命他为作战局局长，并宣布他获得晋升。）次月，功勋卓著的前国防部长摩西·亚阿隆直指以色列在加沙北部进行“种族清洗”。最近，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更是宣称：“唯一应该进入加沙的援助应该是自愿移民。”以色列文化部长米基·佐哈尔也曾表示，除非哈马斯放弃权力并释放剩余人质，否则以色列将吞并加沙的土地。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以色列犹太人支持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加沙。
我担忧以色列最近的升级行动以及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GHF）的援助分配的方法，正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表示，如果援助中心只设在加沙南部，加沙人将被迫在流离失所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埃尔德在日内瓦和记者说：“人道主义援助永远不应被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为到达GHF的分配中心，我家在加沙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步行7英里到内扎里姆走廊，或者30英里到拉法，而他们已连续数周几乎食不果腹。他们又该如何把物资运回来呢？要使GHF的努力被称为人道主义，他们要覆盖加沙地带的每一个城市、乡镇和难民营。他们要每天向母亲、儿童和病人提供营养食品。他们的行动需要远离任何士兵和武器。
55岁的贾利尔叔叔听力正在下降。2024年12月，他被困在卡迈勒·阿德万医院时患上了严重的耳部感染，上个月他因发烧卧床10天。现在他的家人需要用手语与他交流。48岁的伊曼姨妈因吸入沥青和塑料燃烧产生的烟雾而出现呼吸问题。然而，他们俩都远离了GHF的分发点。“我们不想看到孩子们在寻找食物时被杀”伊曼姨妈告诉我。
6月3日，她描述了他们住在白色塑料帐篷里的生活，帐篷用混凝土块加固。“感觉一天像一年，”她告诉我，“贾利尔叔叔主要出去寻找尼龙和布料来生火做饭。孩子们出去打水，如果有运水车的话，就去打水桶，或者寻找施粥所。”她说，他们什么也没找到。
最近和朋友萨比尔通电话时，他问我怎么能花这么多时间跟他通电话。我解释说，我的手机套餐允许我无限次拨打国际电话。“莫萨布，拜托，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吧，”他告诉我。
我第一次遇见萨比尔是在2021年秋天的一次烧烤聚会上。当时，我在贝特哈嫩的一所学校教英语。萨比尔在贾巴利亚难民营的一所学校教阿拉伯语。他喜欢读书，我喜欢写作。有时我会在电话里给他读我的作品。我们也喜欢一起玩Uno。不久前，我提醒他我们大家一起玩过的游戏，他说他忘了怎么玩。但他表示，如果他能抽出一个小时上网时间，也许可以下载Uno应用，重温一下记忆，然后和我一起玩。
萨比尔有两个孩子，一个3岁的男孩和一个8个月大的女孩。他的女儿患有阿米巴痢疾，但已经4个月没有吃药了。萨比尔也特别难找到尿布，他告诉我，现在的食物短缺比他见过的任何一个时间里都严重。他说，过去“那些在北方的人比我们饿得更厉害……但现在每个人都饿得不行。”在另一次通话中，他告诉我，他非常虚弱，在试图提水桶时摔倒了两次。
我问他我能帮上什么忙。他说，没什么可帮的——除非美国派一架F-16战机飞到加沙，炸掉他的帐篷，结束他的苦难。
我不得不挂断电话，以免哭出来。我不想让萨比尔听到我的哭声。哭的人应该是他。
6月4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一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该草案呼吁终止对援助的限制、释放所有人质并在加沙停火。尽管包括俄罗斯、中国、法国和英国在内的所有其他成员国都投了赞成票，但美国否决了该决议草案。同一天，我联系了萨比尔。起初，他没接我的电话，因为他当时在人群中，正在萨拉赫丁路上追赶一辆运面粉的卡车。“我赶到的时候，卡车已经空了，”他回电话后说道。在件中，有人摔倒被踩死。“每次都是这样”萨比尔告诉我。
第二天我们通线分。萨比尔的妻儿在他身边睡着了，但他却无法闭上眼睛。我问他有没有饿着肚子睡过。“有一个月了，”他告诉我，“我睡着了，肚子却饿着。”
他说，为了让孩子们有饭吃，他和妻子断食。所以他希望我每天都给他打电话。他想说出来，表达他的痛苦和饥饿。也许这样能减轻他的痛苦。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因为我的家人、我妻子的家人以及我的朋友萨比尔的痛苦。我被迫分享这些不公，因为它们必须停止。
萨比尔想要的是食物、药品、尿布和一个舒适的家，而不是一顶帐篷。他想要的和所有巴勒斯坦人一样——不是排队领取援助物资，不是为面粉争吵，而是吃自己亲手种出的食物。贾利尔叔叔是个农民。他以前常给我们送草莓、玉米和洋葱。我父母会把自家院子里的橙子、桃子和芒果送给他。巴勒斯坦人是时候享有自决权，在自己的家园里安全生活了。
今年早一点的时候，停火期间，萨比尔收集了90罐蚕豆。他告诉我，他家现在只剩最后一罐了。在我们谈话之前，萨比尔已经去找燃料取暖了。“我正找尼龙生火的时候，发现有人在为路过的人做扁豆汤，”他告诉我。这份小小的礼物帮助他家多吃了一天的口粮。
第二天是宰牲节，一个通常以盛宴庆祝的节日。萨比尔问我准备怎么庆祝。“我觉得我不应该告诉你，”我说，“我知道你听到我的计划会很难过。”
“每个人都很悲伤，”萨比尔告诉我，“我从人们的脸上看到了这一点。”他和邻居们只想过一个正常的日子，一个正常的开斋节，这是一年半多以来的第一次。结果，他们一家人只能分享最后一罐蚕豆。
作者：莫萨布·阿布·托哈因其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关于加沙的文章荣获2025年普利策奖。他的著作包括诗集《噪音森林》。
你现在的位置：
